小麦育种专家李振声获国家最高科技奖,中科院遗传所离休人员

日期:2019-11-03编辑作者:新闻中心

中科院遗传所离休人员:忆遗传所创建历程

祖德明 1905年4月9日,作物遗传育种学家祖德明出生。抗日战争期间为发展晋察冀边区农业生产做出了贡献。 他是我国较早从事植物远缘杂交遗传育种研究的科学家之一,刚直不阿,实事求是,为建立与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倾注了全部心力。 祖德明又名祖德铭,1905年4月9日出生于河北省易县一个农民家庭里,家境清寒。高小毕业后,考入保定高等农业专科学校附中。他在班上年纪最小,但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四年中有三年免交学费,并经常得到伙食津贴。中学毕业后,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河北大学农科。1929年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一年后,学校组团赴日本参观,由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农业化学系毕业的孙吉人教授为团长,祖德明申请随团参观,得到批准。 在日本参观结束后,祖德明留下来在东亚预备学校学日语。后又由孙吉人推荐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遗传育种教研室进修,从事细胞学研究。他很快就掌握了石蜡切片技术,制作的片子清晰可辨,受到夸奖。在导师赴欧美考察期间,祖德明被委托以副手名义协助新任助手掌管教研室的工作。在日本期间,祖德明撰写了《兄妹配偶之场合杂种自然固定之公式》和《韭花粉的发芽和花粉之寿命与外界条件的影响》两篇论文,发表在日本《遗传学》杂志上。前一篇是属于数学推理的着作,它比该校着名教授宗正雄所着书中引用的公式要完整、简明得多,而且应用范围广。宗教授看后赞叹不已。祖德明对油菜胚胎学制作了大量切片,并准备写成论文,后因七七事变而搁置下来。论时间,这项研究在我国学者中应是最早开展的一例。 1936年,祖德明从日本回国,任母校河北农学院遗传学教授。次年7月,日本侵略军发动七七事变,当时他正度暑假在家。不久,战火扩大到冀西一带。起初,老家易县有些士绅勾结旧衙役企图投敌求荣,要拉他下水,迎接敌人,并许以事成后推他当日伪县长;随后,当地土匪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招兵买马,两次派人劝他入伙,都被他拒绝了。表现出不为利诱、不怕威胁的民族气节。1939年阴历2月,他突然接晋察冀边区政府电报,约他去边区工作。其时,他上有年过七旬的父母,下有妻子幼女,但他义无反顾,毅然于翌晨起程,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晋察冀边区政府在河北省阜平县。祖德明被分配在实业处任技术室主任,并兼《抗战建设》半月刊主编。后实业处分设农林牧殖局和工矿管理局,祖德明兼农林牧殖局的技术室主任,并主编《农业研究》和《自然界》两刊物,还担任边区参议会参议员。抗战时期,边区政府很重视农业生产,从1940年起在8个专区设立农场。他经常到农场视察,研究、解决农业生产中受敌人威胁最大的一些技术问题。例如,为了避免和减少敌人烧房、抢粮等“三光”暴行造成的损失,他设计了简易的防烧办法,将房舍表露着的草木部分抹上一层稀泥,泥干后既不易刮掉又不易燃烧;还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粮食地下埋藏试验,使小麦在雨后7个月仍然干燥无损。这些土办法虽然简陋,但效果很好,有助于农村中开展“坚壁清野”运动。 在边区从事农业技术研究,是根据实际需要结合当地条件进行的。如边区常遭旱灾,不能适时播种,除号召开渠凿井外,采用了浸种催芽、改进耕作方式等一些切实可行而又能减轻旱害的办法。麦类黑穗病非常严重,在一无药剂二无喷雾器的情况下,只能用温汤浸种来防治,而那时农林牧殖局只有一支温度计,在农村也难找到钟表,经过试验,确定推广了“两开加一凉”配制温水和烧香计时的办法。边区不少县区盛产红枣,但曲步虫猖獗,又没有药械可以除治,就从观察研究虫子的生活习性着手,提出了两个捕杀办法:一是在树干基部堆沙,阻止雌蛾上树产卵;二是幼虫化蛹前,在枣林内按一定距离划线挖松土壤,便于虫子钻入,冬闲时再沿线将虫蛹挖出杀死。为了解决肥料问题,提倡在地头挖坑就近割草积肥,利用春地种黑豆绿肥,以及改进粪篓以节省运肥劳力。引种“811”“燕京15”等谷子,“白马牙”、“金皇后”等玉米,以及美棉品种在附近村庄示范推广。通过灌水次数试验,提出既节水又增产的浇水措施。甘薯是边区种植面积较大的作物,经试验,提出改剪短蔓为插长蔓,提高了产量。利用杂种优势进行九叶茄与白茄杂交,第一代生长旺,开花早,茄果大,产量高。结合高粱、玉米等高秆作物的栽培,建议合理种植,以扩大“青纱帐”的作用等。此外,还进行了家畜的配种和良种繁殖,以及马粪孵鸡等工作,都收到较好的效果。 祖德明和他的同事们在边区的这些科学实验及其成果应用,现在看来也许是粗陋的,但在40年代中国抗日战争万分艰苦、农村环境一穷二白的条件下,采用这样一些土办法的技术措施,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当时在边区办农场,搞试验,不仅物质和技术条件十分困难,还经常遭受敌人袭击,随时有被抓获和牺牲的危险。祖德明经历过多次艰险,在1943年的一次敌机轰炸中,他的左臂被弹片击中,仍带伤爬山越岭,有半年多不能执笔和拿筷子,从此留下了很大一块伤疤。这一时期的边区科技工作,在中国农业技术史上有其独特的意义。其中有些技术措施在解放后的一段时间内还在沿用,它也是建国初期在老少边贫地区发展农业生产和科技的模版或基础。 1948年保定市解放,祖德明被派去接管保定农学院,继而又被任命为军事代表随军与原边区农林牧殖局局长陈凤桐负责接管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农事试验场。1949年4月1日成立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祖德明任华北农科所副所长,并兼任应用植物学系主任,还分管园艺系和编译委员会,主编《农业学报》、《农业科技通讯》和《苏联农业科学》。应用植物学系着重进行了有关遗传学方面的应用基础研究,并与中国科学院遗传栽培研究室合作开展小麦阶段发育、棉花种间杂交等研究。 1953年,中央农业部在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举办由苏联专家伊万诺夫主讲的米丘林遗传学及良种繁育学讲习班,委任祖德明为讲习班副主任。他先后校阅了讲习班全部讲义和米丘林选集、全集以及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1948年会议记录的译稿,总字数以百万计。还在报刊上发表不少有关米丘林遗传学的文章,如《把毛泽东思想运用到农业科学上去》、《创造性的米丘林学说》、《进一步把米丘林学说贯彻到农业生产中去》等,并与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室的学者合写了《米丘林生物学通俗讲话》。 1957年3月1日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同年9月,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也在华北农科所作物系和发育生物系的基础上建立,由祖德明任副所长,1960年任所长。1961年,中国农科院实行人员大精简,作物所的职工也由原来的175人裁减至不足75人,还计划继续精简到41人。祖德明认为专业人员精简过了头,无法完成科研任务,对发展农业生产极为不利,乃上书毛泽东主席陈述意见,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重视。1962年,中央工作会议作出了加强农业科学研究的决定,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科技队伍得到了迅速补充和加强。为了提高科技人员的业务水平,他亲自组织全所同志作学术报告,讲学习心得,展示文献摘录卡片等,并根据国家《科技工作十四条》的规定,主持制定了作物所《五定方案》,以稳定科技队伍,保证科技人员有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业务活动。 人民公社成立前后,他对农业生产上出现的浮夸风和报喜不报忧的现象持怀疑态度,认为这种风气既损害生产,又不利于制定正确的政策,日久天长,难免会给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发展造成严重损失。他想再次给毛主席上书,以纠正这种歪风。这封信稿写好了,但未及时发出。 文化大革命中,祖德明虽然受到了不应有的批斗,但他仍念念不忘我国农业科研事业的发展。1970年,全国上下大搞斗批改,中国农业科学院所属各研究所也要三权下放到地方。他认为这不但会给社会造成动乱,给生产带来损失,更严重的是会破坏国家科学事业的大计。即使下放,也应区别不同专业所的性质和任务采取不同的方式,不能一刀切。他主张作物所应保留一定的科研骨干力量,不能全部下放。一有机会他便力陈无原则下放的弊端。1971年,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所下放后合并于北京市农科所,当时的主管部门还计划将一些科技人员第二次下放到郊区县。祖德明又与多数职工一起再三向各级领导反映意见,反对这种拆散专业机构,人员化整为零的错误决定,终于保存了这支科研队伍,使他们于1978年又回归到中国农业科学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他担任作物所领导的20余年中,祖德明为研究所的方向任务,机构建设,以及如何出人才、出成果等重大问题付出了辛勤的劳动。1978年作物所回归中国农业科学院后,他不顾年高有病,又为所址的选择、人员的配备和科研任务的确定操劳。1980年主动退居二线以后,仍一如既往关心作物所的建设和发展,临终时还念念不忘实验大楼的建造、研究室和试验地的建设。 1955—1966年,祖德明兼任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室主任和业务副所长,为开拓我国遗传学研究新领域和为该所的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并且促成1956年后我国遗传学界出现团结和争鸣的新局面,为这个生物学的重要领域稳步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摩尔根遗传学早在20年代就传入我国,但长时期内没有设置专业研究机构,只是少数生物学家和作物育种学家分散进行一些有关遗传方面的研究。建国初期,还曾一度错误地受到批判,压制了摩尔根学派的研究工作,既违背学术问题应通过自由讨论和实践检验的方针,也不利于遗传学的健康发展。1956年,由中国科学院和高教部在青岛联合召开的遗传学座谈会,贯彻了中央特别强调的“双百”方针,并建议设置一个遗传学专业研究机构。1959年9月,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遗传研究所,祖德明任业务副所长。建所不到一年,中国科学院实行精简,有人建议将遗传所并入其它所。祖德明强调指出,精简机构绝不能削弱科学,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不能没有遗传学的专业研究机构。他两次起草报告给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党组,陈述保留和撤销建制的利弊。在他和所领导小组的大力呼吁下,中国科学院领导采纳了保留遗传所的建议。 对于遗传所的方向任务,祖德明竭力主张既要符合遗传学本身的发展,也要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他的主导思想是:遗传所应有自己的特点,比之产业部门的专业所,研究对象要广一些,除植物、动物外,还可包括微生物以至人类。研究范围要全面一些,主要领域都应该有,既要在理论上有独特的建树,又要正确理解和处理理论联系实际问题。他认为,任务带学科和学科带任务同等重要,如果只重视当前的生产任务,或者只强调基础理论,那都是一种偏向。生产实践是科研工作的重要源泉,科研成果也必须积极应用到生产中去。他主张要博采各家之长,容纳不同学派共同工作。他支持开辟微生物研究领域,深入研究遗传的物质基础,并建议将关系到人类健康的辐射遗传也列为重点项目。他提倡新技术、新方法的研究与应用。经他提议的同位素、细胞学、生物化学、组织培养等实验室都陆续在遗传所建立起来。他要求科研人员要树立雄心壮志,一方面组织大家脚踏实地工作,一方面有计划地开展创造性的研究,有选择、有计划地赶超国际先进水平。他鼓励该所人员说:“过去遗传所常有自卑感,这应该打消,不要迷信,要有信心,要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是可以攀登科学高峰的。” 祖德明是国内外知名的米丘林遗传学家,他认为作为遗传学的思想体系,米丘林遗传学符合辩证唯物论,他比较重视它的传播和应用,并始终为这一学说的发展而勤奋工作。但他又言行一致地、忠实执行党的“百家争鸣”方针和团结知识分子政策。在处理两个学派的问题上,他坚持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他认为此后召开遗传学术会议不应该单方面批评某一学派,而应该相互交流、学习,对两派都不要全盘否定,而要通过实践来检验真理。1972年3月,在海南岛举行的遗传育种学术讨论会上,他就过去两学派之争的论点和作法进行了中肯的自我批评。他特别注意要搞好遗传所与外单位不同学派之间的团结,在他编写《十年来米丘林遗传学在中国的发展及其成就》一文时,曾充分征求所外不同学派学者的意见。对遗传所主编的《遗传学集刊》和《遗传育种》杂志,他主张要体现“双百”方针,两派文章都要刊用。在与所内外不同学派学者讨论问题时,他总是平心静气,耐心听取意见,不以个人好恶代替党的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祖德明在担任学术和行政领导的同时,也主持和亲自参加课题研究。他的第一项研究是茄子的无性杂交,证明了嫁接确实可以产生无性杂种,即发生遗传变异,而变异又因嫁接方法的不同而有差异,该论文发表于《农业学报》上,他被中国科学院选为去苏联参加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代表,这篇论文在列宁农业科学院宣读之后,被刊登在苏联《生物学丛刊》上。祖德明主持的水稻远缘杂交研究始于1958年,当时中国农业科学院听到毛主席外出巡视参观天津某农场时,对水稻远缘杂交工作给予了鼓励,因而建议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所亦应一试,祖德明欣然接受了这一新任务。先是进行水稻与高粱、玉米的无性杂交,在60年代初选育出“硬秆青”等水稻品种,曾在四川西昌、贵州贵阳、安徽、湖南和京津等地试种推广。为探索育种新途径和研究水稻远缘杂交遗传变异规律,1960年开始主要研究以水稻为母本与高粱等异属植物的有性杂交。他对课题组锲而不舍,多次重复,证实水稻与高粱之间可以杂交,并获得了一批变异性状多样的类型,同时对杂交后代进行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这个阶段性成果,经鉴定认为在作物远缘杂交方面居领先地位,不仅能提供新的种质资源,也是育种的新途径之一。祖德明和他的助手们在进行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还着重利用高粱稻等新种质选育适于缺水地区种植的耐旱水稻品种,1989年已有2个品种通过省级审定,并大面积生产种植,实现了他生前通过远缘杂交选育品种的夙愿。 祖德明在长期担任研究所和有关学术领导工作中,能够很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他服从上级,尊重领导,但是不同意见则敢于坦率提出。他对于作物所4次搬迁的反对,都是出于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他认为建立研究和试验基地必须考虑周到,不宜草率从事。在他的坚持和积极反映下,直至“文化大革命”前期,作物所都没有搬动。在学术问题上,正如他在1961年6月对《光明日报》记者所说,“双百方针是我国科学事业的重要保证”,“找真理的办法最好是通过实践,学术上的争鸣自然也应该以实践为依据”。他认为学派之间的争论应是平等交流,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如果对某一学派抱有成见,永不相仿,永不学习,那就难以前进。在自己从事的研究工作中也是本着这个精神,他以远缘杂交为例,指出远缘杂交是一个难题,除在杂交和培育方法上仍需继续提高外,还要有细胞学、生物化学以及其它学科的支援。为了寻找比已有载体系统和转化系统为简易的基因转化方法,他的课题组于1987年开始,研究外源DNA直接导入水稻的技术,并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和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合作,进行授粉后外源DNA导入植物应用于育种研究,获得了1989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祖德明素以作风民主、待人诚恳、处事明智、生活朴素着称。他顾全大局、刚正不阿,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所主编的书刊、文章以及其它有关资源,都亲自校阅,遇有不同意见,总要亲自与作者商榷,文中若有不通顺之处,乃至标点符号,都一一给予改正。他在业务工作中充分信任、依靠中青年,注意发挥和培养他们的积极性和业务能力,并积极支持开展探索性研究和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可以说,他是一个大处不糊涂,小事不马虎,朴实无华而又德才兼备的人。 祖德明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至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他曾在1941—1949年担任过晋察冀边区参议会的参议员和华北解放区的人民代表。建国后曾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北京市第五届政协委员,多次被评为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所的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党员。还担任过中国农学会理事,中国遗传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协委员等职。 祖德明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那革命精神、工作作风和道德风范都永远激励着后一辈的科研人员,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而奋进。

胡含:探索细胞遗传机理的红色科学家

遗传学家、小麦育种专家李振声27日被授予中国2006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胡锦涛向李振声颁奖。 中共中央、国务院当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200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李长春主持大会,国务委员陈至立宣读了《国务院关于200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 遗传学家、小麦育种专家李振声简介 李振声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31年2月生,1951年毕业于山东农学院农学系。1951-1956年在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实验馆任研究实习人员,1956-1965年在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1965-1987年在西北植物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副所长、所长,1983-1987年兼任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与陕西省科学院院长,1987-1992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遗传研究所所长,1992-1997年任遗传所植物细胞与染色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现任该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 李振声长期从事小麦与偃麦草远缘杂交与染色体工程育种研究,育成小偃麦八倍体、异附加系、异代换系、易位系和小偃4、5、6号等系列小麦良种。利用偃麦草蓝色胚乳基因作为遗传标记性状,首次创制了蓝色单体小麦系统、自花结实缺体小麦系统,建立了选育小麦异代换系的新方法--缺体回交育种法,为小麦染色体工程育种奠定了基础。近十年开展了小麦高效利用土壤氮、磷营养元素研究,完成了种质资源筛选、生理机制、遗传规律和育种研究,开辟了作物营养遗传育种研究的新途径。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3本。 李振声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陕西省科技成果一、二等奖,国家科技发明一等奖(1985),陈嘉庚农业科技奖(1989),何粱何利农业科技奖(1995)。(据中科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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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含的一生可谓波澜壮阔,灿烂辉煌。生于诗书世家,从小受进步思想熏陶,青少年投身革命,后参加新四军,经历了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战斗洗礼。步入科学殿堂后,他学术思想活跃,科学态度严谨,锐意进取,持之以恒,呕心沥血五十年,为祖国的科研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又红又专的科学家,堪称科研人之楷模。

1964年,遗传所又搬到北郊“917”大楼。后来,该楼由遗传所、地理所和综考会改装为实验楼,从此遗传所才有了正式的所址。

■景建康 黄玉萍 张相岐

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1958年11月底,我从海军青岛基地防空兵政治部转业到中国科学院遗传栽培研究室任副主任、室领导小组组长。室主任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所长祖德明先生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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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研究室创建于1950年,由中国农林生物学家乐天宇领头组建作物遗传选种实验馆。有一段时间,该室曾隶属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实际上是与中国农科院作物所协作的。

胡含(1924年4月3日~)

在向苏联学习的情况下,当时遗传室完全是按照米丘林遗传学来设置研究课题。如:远缘杂交、定向培育、无性杂交、个体发育等。主要研究材料是小麦、玉米、棉花、高粱、甘薯等。当然,研究人员从学术观点上来看也完全是米丘林学派。

我国著名的植物体细胞遗传学家。祖籍湖南湘潭,1924年在北京出生。1977年任中科院遗传所首任所长。在潜心植物遗传学研究50余年中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的科研成果,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80余篇以及多部论著。先后获全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全国科学大会先进集体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等。曾主持“七五”“八五”国家科技攻关“细胞工程育种”专题,荣获二委一部特别奖,并于2001年获得“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

为了遗传学科发展的需要,1959年9月,原中国科学院遗传栽培研究室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两个动物遗传组合并,成立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此后,遗传所的研究领域则由单纯的植物扩展到动物。

选择道路 经学世家后代的革命信仰

1960年,遗传所派童克中、汤懋竑到上海植物生理所沈善炯处学习微生物研究。他们学成回所后,在所内又抽调了一些人同汤懋竑、童克中等组成微生物研究组。这个组在开始时曾由汤懋竑赴武汉等地进行了考察,童克中负责组建实验室的准备工作。为了熟悉业务,该组后又与微生物所相望年先生合作,在相先生的指导下开展工作。

胡含,原名胡笃融,1924年4月3日出生在北京宣武区烂漫胡同的湖南会馆内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籍湖南湘潭,后移居长沙,胡家祖辈世袭相承以办学教书或走仕途之路,属于典型的经学之家。其父胡彦博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归国后在国民政府的财政部任职。叔祖父胡元倓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长沙明德学堂的创办人。胡含四位兄弟姐妹从小就获得了良好的教育,均接受过高等教育,就读于当时中国最好的名校。1929年胡含的父亲被聘为南京政府赈济委员会任会计主任,举家随迁南京,胡含就读于南京实验小学。

从此,遗传所的研究项目扩展到动物、植物、微生物领域。随后,又相继开展了人类医学遗传领域的研究。在人员组成上也由单一的米丘林学派发展到米丘林、摩尔根学派一起开展研究的局面。

1935年,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哥哥胡笃谅参加“一二:九”抗日救国学生运动,二姐胡永萱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南京学生救国联合会”。在二姐的引导下,胡含接受到革命新思潮的启蒙,也谈论起国家前途命运,认识到共产党正在进行一项伟大的工程,因此逐渐产生了投身革命的愿望。

遗传所的建设经历了一段很困难的时期。开始遗传选种实验馆在北蜂窝还有一些实验场地,在冯兆林先生的领导时期实际上是寄人篱下。祖德明先生负责期间,遗传研究室也是与中国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在一起。这时候没有专职领导,也没有自己的实验场地,1957年底才在力学所大楼四、五层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又在五道口买了几十亩地作为实验农场。

1938年,胡含来到重庆,就读于华西的著名学府——重庆私立南渝中学。胡含在校期间不仅学习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学科成绩大都优等,更接受了党的思想教育和考验走上了革命道路,194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南开中学第十任党支部书记。

至此,遗传研究室才真正建立起了独立的研究机构。我到遗传室时,全室只有70余人(包括1958年复员的义务兵20人),行政机构也很不健全。

1942年,胡含报考了中央大学农学系,此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依然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搞学运和反内战活动。1945年,响应党的号召,胡含冒着风险毅然徒步千里奔赴鄂豫皖边区参加了新四军。1946年,他在民主建国大学再次申请重新入党。其时中原危机,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二姐胡南了解到中原形势凶险,为胡含的安危找了一个关系,托中共代表周恩来到宣化店与美蒋代表视察调停时将胡含携带出来。但胡含毅然放弃机会,亲历了惨烈的中原突围。

从1959年到1960年,遗传所招了一批中专生,增加了一部分大学生,全所人数达到300人左右。由于三年经济困难,实行精简,遗传所人数又锐减到一百六七十人。精简后,遗传所又逐渐补充了大学生和中专生。增人最多的是1964年,仅中专生就增加了40人,大学生增加30人左右。1965年,遗传所又招了一批大学生,这时全所人员发展到300多人。

建国后,胡含一家人在离散多年后得以在北京重聚,可惜二姐胡南于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渣滓洞”英勇牺牲了。周恩来总理获悉胡南牺牲的消息深为悼念,亲自批示安排烈士的父亲为轻工业部专员。每每想到这些,胡含都禁不住潸然泪下,自己的成长都缘于二姐的教导和关怀。哥哥胡亮从西南联大毕业后跟随军调处的叶剑英到了延安,解放后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先驱之一。大姐胡永芬在政务院当医生,后任重庆医学院副院长。

遗传所所址原定不在中关村,而是预定在北郊。因中关村不能建房,实验室和住房都受到限制。从1961年起所址虽由力学所大楼迁到文学楼,仍满足不了遗传所发展的需要。1964年,遗传所又搬到北郊“917”大楼(此楼原是科技大学的教学楼),科技大学的发展计划停止实施后,“917”大楼就由遗传所、地理所和综考会改装为实验楼,从此遗传所才有了正式的所址。

从封建旧知识分子家庭走出来的胡家子女,为了抗日救亡、民族解放、建设新中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革命道路,并且都为祖国作出了卓越贡献,值得敬佩。

除实验室的建设外,还有一个实验场地的建设问题。当时,在酝酿中有一种建设大农场和大钴源的思想,那时有建设1000亩大农场的说法。要建设这样的实验农场仅靠五道口已有的50来亩地是远远不够的。

艰苦创业 教学科研实践中锻炼成长

因此,1960年除在五道口增购了20多亩地外,遗传所又在北郊龙王塘、侯庄买了300亩土地(其中有微生物所、土壤队、植物所各50亩,后来又逐步转归了遗传所),农场虽然扩大了,还是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1946年6月中下旬,胡含来到晋冀鲁豫边区的山西长治,参与北方大学农学院的筹建。1947年3月,农学院正式成立,胡含在农业生物研究室做科研教学工作,从此步入科研教学事业。胡含在农学院做课堂辅导与农技推广,更多的工作是到各地教育工作站做推广指导,并担任工作站站长。1948年8月,胡含任华北大学农学院党总支的宣教委员并担任了长治分院主任,经常到各地教育工作站巡视指导,推进地方基层的科技与生产发展。1949年12月,新组建了北京农业大学,胡含在农艺系任讲师,讲授“新遗传学与进化论”等课程,并担任了北农大党总支的宣传委员。其间他也自编教材,在举办的全国农耕学习班讲学。

1960年到1962年,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我国面临经济困难,为了克服困难,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贯彻这一方针的情况下,国家机关采取了精简机构的措施。遗传所是否应该存在,一时成了大问题。

1951年7月,中国科学院正式组建成立了遗传选种实验馆,胡含被聘为助理研究员,并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党支部委员,是筹建创始人之一。胡含在栽培研究组做分枝小麦研究,并于当年在《中国米丘林学会会刊》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研究报告——《平原省分枝小麦的初步调查工作简报》。

起初遗传所有这样一个不切合实际的打算,希望祖德明先生能够成为遗传所的专职所长,因此写了一个报告:“农科院的作物研究所的研究课题和遗传所相同,因此,建议作物所和遗传所合并。”

1952年10月~1953年2月,农业部在北京举办“米丘林农业植物选种及良种繁育讲习班”,胡含在助教班任助教。通过讲习班的学习,胡含对米丘林遗传学有了更多认识,也有了深入学习和研究愿望。随后,利用所学知识与祖德明等人合编了《米丘林生物学》通俗讲义,胡含执笔撰写了其中的“遗传性及其变异性、植物的个体发育、有性杂交情况下的遗传性及变异性”等四讲。

不少科学家认为,遗传学是生物学科中的重要学科,既是重要学科就应有单独的研究机构,遗传所就应该保留。遗传所也再次提出报告,说明农科院作物所与遗传所性质不同,任务不同,研究方向也不同,因此不能合并于作物所。

为了更系统地学习遗传学,胡含报名参加了外国语学院俄专留苏预备部学习,1955年被选拔为留学苏联的研究生。他经两度转学最终来到列宁格勒大学遗传选种教研室,攻读植物细胞遗传学专业,开展植物胚胎发育与细胞遗传学研究。其学位论文为《小麦、黑麦及其杂种受精过程中细胞胚胎学及细胞化学研究》,并且在苏联的《细胞学》期刊上发表。

当年,国家科委也派专人调查了解情况,征求遗传所和遗传学界专家的意见,确认遗传所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因此,遗传所才得以继续保留。

胡含于1960年初回国到新建的遗传研究所(现中科院遗传发育所)工作,组建了自己的植物细胞遗传研究组,基本以研究植物胚胎学为主。当年他在《遗传学集刊》上发表了归国后第一篇论文:《关于小麦与黑麦远缘杂交的受精过程及胚胎发育初期的一些特征》,此后每年都有科研论文发表。

1965年,中国科学院华北办事处要撤销,急于要将华北生物所交出去,当时院里要搞三线建设,因此,中科院领导决定由遗传所接管华北生物所,把该所作为遗传所的一个分所。遗传所当时也正要搞三线建设,也抽调了部分同志到分所工作。

同时胡含被推选为所领导小组成员,负责科研业务管理,筹建了研究所的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几乎囊括了国内生物遗传学界所有知名学者。

我曾于1965年秋到山西太谷实地考察了解情况,并选定该地为三线建设地址,经院领导批准,在山西太谷建设遗传所分所,并很快开始施工建设。后来,因“文化大革命”,分所脱离了遗传所。

花粉育株 率先突破国际组培新高地

我离休以后的20多年里,遗传所的工作有了长足的发展,科研工作获得重要成果,李振声同志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小麦远缘杂交取得成功的范例。(节选自中科院遗传所回忆录)

1970年初,遗传所科技人员李良才和欧阳俊闻从国外的一条曼陀罗花药培养获得再生植株简讯中获得灵感,提出要建立一个育种新方法。在讨论计划的会议上,胡含对开展花药培养育种方法极力支持,提出应该开展具有国际水平的研究项目,阐述选题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从花药培养的作用原理上进行了一番分析,表示应该在水稻、小麦等主要农作物上开展花药培养技术研究,争取有所突破,并身体力行地参与了科研团队的探索研究工作。科研技术人员通过齐心协力的探索实验后,终于成功诱导出了水稻花粉植株,又通过对离体培养的方法和条件进行优化改良,于1971年率先在世界上首次获得小麦花粉单倍体再生植株。

《中国科学报》 (2014-06-09 第7版 窗口)

1972年,内部刊物《遗传学通讯》首次报道了培养小麦花粉植株成功的消息,一经发表就引起许多科研人员的关注,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闻讯来遗传所跟踪拍摄了小麦花药诱导培养并获得再生植株的全过程,剪辑编排成《花粉育珠》的纪录片在全国播映,扩大了国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全国各地纷纷来人学习取经,很快花药培养技术就在全国推广普及了。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再接再厉,又设计了离体花粉诱导培养的实验新程序,并进行了系统的细胞遗传学观察分析,取得很大进展。1973年复刊的《中国科学》第一期英文版对外正式发行,这篇以欧阳俊闻、胡含、庄家骏、曾君祉署名的《小麦花粉植株的诱导及其后代的观察》论文获得发表。该论文在国外引起很大反响,获得国际上的高度关注,索取论文抽印本的明信片纷至沓来,破例加印的数百份抽印本也很快就被索取一空。

花粉植株培育的成功提高了我国的科技地位,国外纷纷邀请中国科学院派代表团访问,为此中国组成了以胡含为团长的中国科学代表团于1973年、1974年两度访问欧洲,进行学术交流与科技合作洽商。在当时以政治挂帅的年代,遗传所在科研业务上依然取得丰硕成果,胡含作为研究所的科技负责人有着突出贡献。

在小麦花粉培养成功的推动下,全国兴起了花药培养、组织培养实验高潮,并应一些国家要求多次举办了国际植物组织培养培训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的1978年,中国科学院主办了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中国—澳大利亚植物细胞培养技术学术讨论会”,有来自9个国家的16 位植物组织培养领域的著名学者与会,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胡含作为组委会负责人之一和大会主席,为成功举办此次国际学术会议付出心血,巩固了我国在植物体细胞遗传和花粉单倍体育种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

改革举措 打造研究所良性发展基础

1977年是科学的春天,也是胡含人生最辉煌时期的开始。8月他被推选为全国党代会代表,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受中国科学院委托,由遗传所承办全国遗传学规划座谈会,商讨中国遗传学的发展问题。之后,胡含又出席了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会议,参与制定《全国基础科学规划纲要》,以迎接科学大会的召开。10月,经国务院批准,胡含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第一任所长。

全国科学大会于1978年3月召开,胡含作为中国科学院的代表出席了此次大会,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花粉单倍体育种”项目获得了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研究组被评选为先进集体。借此东风,胡含所长已考虑谋划遗传所的未来发展,以及尽快筹建中国遗传学会,以促进中国遗传学研究的正常发展。作为发起人之一和筹办负责人,胡含为首届全国遗传学大会极尽全力。同年10月,中国遗传学会成立大会在南京顺利召开,选出了第一届遗传学会理事会,胡含当选为副理事长。遗传学大会认真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真正意义上终止了两个学派的学术之争,促进了中国遗传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健康发展。遗传所在国内的学术地位因此得以提升,胡含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胡含担任遗传所所长后,首先是理顺科研秩序,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体制改革,将研究所混乱的状况恢复到正常的科研秩序。他调整研究领域布局,组建一批学术方向明确、基础好的、有生命力的实验室,加快步伐实现以科研为中心的战略转移;改革中引进和培养人才,使一批中青年科技骨干脱颖而出,挑起了科研第一线的担子,形成一支年富力强的研究骨干队伍,使研究所充满活力,为后来遗传所的大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可以说,胡含任所长的十年,也是遗传所辉煌的十年。

胡含非常重视人才培养和国内外科技合作与国际学术交流。国门开放之初,胡含极力推送一批中青年科技骨干到国外进修或参加国际学术交流;通过国家外事渠道,邀请专业对口专家来所讲学和短期工作;争取国际合作研究项目,获得外汇经费支持,添置先进仪器设备促进科研开展。在改革开放之初,胡含对研究生等人才流动采取了开明的政策,鼓励自费留学,主动推荐研究生出国学习深造等。中科院启动“百人计划”引进人才之后,大批学业有成的留学人员争相到遗传所工作,在中国科学院引进人才中首屈一指。

胡含在卸任所长前获悉原国家计委为增强国家科技储备和原始创新能力,启动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意识到对提升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主动与继任所长李振声院士进行策划,成功申报组建了遗传所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植物细胞与染色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并出任第一届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胡含对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筹建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七五”科技攻关是胡含完成的成功项目之一,他主持了“应用细胞工程技术培育农作物新品种”专题,在项目验收时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编撰出版了《植物细胞工程与育种》论文集,汇编了这个研究课题五年(1985~1990年)来的主要成果。由于成绩突出、成果显著,他获得国家计委、国家科委与财政部授予的特别嘉奖,此后胡含继续主持了国家科技攻关的“细胞工程”项目。

学术创新 探明离体花培的遗传机理

小麦花药培养首次成功获得再生植株后,胡含将重点放在细胞学研究上,在课题组研究人员作小麦花粉植株的稳定性和遗传变异研究时,观察发现花粉植株的细胞染色体数目除了正常的外,还发现自然界难以出现的花粉植株类型,这种现象引起了胡含的高度重视,提出理论假设。经过杂交组合群体的性状比较分析,研究证实,通过花药培养可以使隐性性状更容易表达,而且可以获得比有性杂交更多的变异类型,尤其是遗传重组比例较低的稀有类型,这在小麦品种改良上有重要意义。

为研究杂种花药培养是否能够避免或降低配子竞争,从而使杂种的各种配子类型能够在花粉植株水平上得到充分表达,获得更多的染色体重组变异类型,建立了两种实验体系。结果在花粉植株群体中得到了全部配子类型来源的花粉植株,配子类型数与预期完全相符。结论是由于花药植株直接来源于未经过受精过程的花粉,避免或降低了配子竞争,使得各种重组类型的配子均有近于相等的再生成植株的机会。这种再生均等现象胡含称之为配子类型的充分表达。在花粉植株水平上配子类型的充分表达规律的发现和论证是胡含在小麦单倍体遗传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

小麦花药培养不仅有遗传学理论研究意义,也有育种应用价值。在获得大量的小麦远缘杂种的花粉植株之后,胡含课题组又进行小麦远缘杂种种质材料的创制和鉴定工作,创制和鉴定了一大批易位系、代换系、附加系和一些染色体组成更复杂的新类型。课题组利用花药离体培养过程中易产生花粉无性系变异的原理,改进了染色体工程方法,建立了染色体组水平和单个染色体水平的两套新程序。在上世纪90年代的几年时间就创造了大批的花粉染色体工程材料。小麦花粉植株具有类型多、稳定快、选择效率高的明显优点,时至今日,这项技术仍然有很多育种单位在应用。

在花粉小麦染色体工程研究过程中,胡含非常注重利用新技术和国际合作,先后与国际上一些著名遗传学实验室建立合作关系,大大地提高了研究水平和国际影响力。他率先在实验室开展了基因组原位杂交技术和分子标记技术的应用,建立了国内唯一的禾本科作物游离小孢子培养技术实验体系的实验室。当年游离小孢子培养是单倍体培养的前沿性技术,经过努力探索,到1995年建立了一套有效的小孢子机械游离和培养系统,使绿苗再生频率大幅度提高,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

老骥伏枥 普及科技成果再添新成就

1995年10月离休后,胡含仍然应邀在许多科研单位担任学术委员会委员、学术顾问,参与课题研究工作和研究生指导工作,对新知识和新技术往往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体现出他一生对科学研究的追求精神。

遗传发育所五十周年所庆时,胡含与从事表观遗传学研究的新秀曹晓风研究员谈起表观遗传学,竟如数家珍地谈到国内外表观遗传学研究取得的进展和主要成就,并还饶有兴趣的探讨获得性遗传是否成立,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1999年,胡含先生与魏荣瑄研究员合著了科普丛书《科学家爷爷谈科学》中的一册《种瓜得瓜的秘密——著名科学家谈遗传学》,系统地介绍了遗传学科的基本概况,经中国图书奖评委会评定,获第12届中国图书奖。

2009年,已85岁高龄的胡含应邀到石家庄市农林科学院考察单倍体育种的应用情况,见到试验田里大面积栽培选育的小麦花粉植株后代各个株系生长状态,激动地蹲在田间仔细观察,爱不释手地对每个株系特点进行点评。此行,胡含也根据自己的研究结果和经验,毫无保留地向同行介绍了遗传工程改良选育新品种的方法。

(作者单位: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图片 3

①1989年7月胡含在大田考察花粉植株生长状况。

图片 4

②2003年胡含在实验室指导学生。

图片 5

③1995年胡含在实验室做镜检。

图片 6

④胡含指导实验室研究人员与学生对移栽的小麦花粉再生植株进行观察选择。

投身“红色”科研 桃李满天下

我第一次见到胡含先生是在他91岁大寿的时候,还未见面时,心情是有些忐忑的,因为只在整理他的资料时从照片中见过他的样子,他还是我毕业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想象中的胡含先生应该还是精神矍铄的,可当真正见到他的时候,我是有些惊讶的,心里也是有些压抑的。胡含先生竟然显得有些骨瘦嶙峋,精神头也不是特别足,这和他年轻时的样子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深深地震撼着我的心灵,这就是为了科研奉献一生的胡含先生的晚年吗?可敬!可叹!

胡含先生是一个参加过革命的老科学家,具有很深的革命背景,他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二姐胡南的革命熏陶,不时地向他灌输一些革命道理并介绍他看一些进步小说,如高尔基的《母亲》、绥拉莫夫的《铁流》和茅盾的《子夜》等,此外他二姐还教他学唱国际歌。以后胡含先生又读过何干之等写的科学社会发展史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理论书籍,初步认识到共产党是为劳动大众追求“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的政党。

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他进一步学习了解到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一门为解放全人类的科学,以这门科学为宗旨的共产党正在从事一项伟大的革命事业,因此促使他献身革命、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日益强烈。在1940年春,经同学顾诚介绍,胡含先生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于1941年3月8日正式加入共产党。在建国后胡含也参加过很多的运动,具有浓重的“红色气息”。

然而,胡含先生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是一名遗传学家。1977年经国务院任命,胡含先生担任了遗传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成为生物学部各研究所中最年轻的所长。接着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胡含先生作为主席团成员获得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在当时科学条件落后国外、经费紧张的背景下,他所研究的小麦花粉单倍体育种却取得了国际领先水平的成绩,他曾几度出国参观,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并和国际同行分享交流经验,为他之后的科研作了很好的铺垫。他和他的课题组研究的“小麦花粉无性系变异机制与配子类型的重组与表达规律”课题在1997年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胡含先生任所长期间,并没有安于享受获得的荣耀,他每天坚持骑着自行车往返于家、单位和农田之中。他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是遗传所的老人,要为遗传所负责”, 正是他这种孜孜不倦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创造着一项又一项的荣誉和贡献。

令我感触最深的还是胡含先生的师德。他不仅科研做得好,他教导的学生也开枝散叶成了享誉盛名的导师。在整理胡含先生资料的时候,我看到了胡含先生对待自己学生的爱护和帮助,他的学生李文泽在国外找工作的时候曾多次需要导师的推荐信,胡含先生每次都是耐心地为他做着推荐工作。我所熟知的遗传发育所的张相岐导师,亦是胡含先生曾经的学生,如今他也已经组建了自己的实验室,所研究的领域得到国家“973”计划、“863”计划和转基因重大专项项目的资助。

我想,正是因为胡含先生学生的勤奋努力和胡含先生全心全意的教导才会有如此丰硕的成果,在胡含先生寿庆的时候他的学生纷纷带来问候和谢意。纵观胡含先生的一生,可谓是“投身红色科研,桃李满天下”。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报》 (2016-01-25 第8版 印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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